明治维新，是19世纪后半期在一个亚洲封建国家里发生的一场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运动。日本人民在这场斗争中，推翻了长达260多年的德川幕府领主统治，抗拒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胜利地取得了民族独立，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如列宁所说，不到半个世纪，日本已同美国一样，显示出西欧类型的“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高度的特别迅速的发展）、政治上的（代议制度）、文化上的和民族上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基本特征”，并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这一历史现象，不但为当时世界各国所瞩目，直至今天，还受到东西方的普遍重视和研究。同时，也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学者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

　　我们曾经指出过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重新对此加以论证，而是想对“资产阶级革命说”所遇到的一个理论问题——“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谈谈自己的看法，文中兼及其他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请读者批评指正。

　　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制度的母体内孕育之后，不断发展壮大，破坏封建制度，但旧制度在封建主阶级维护下并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于是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新社会的助产婆，实现封建经济形态向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嬗变。

　　一般说来，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资本主义已达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观因素——资产阶级已成为阶级，并有能力在革命形势到来时，对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如农民、城市平民、成长中的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实行政治领导，通过国内战争，推翻封建制度，完成或部分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尚在萌芽，资产阶级没有形成，当然，它不可能去领导明治维新。于是，主张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人，常被认为是主张“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似乎在逻辑上有很大缺陷。这种看法是否妥当？试从理论和史实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在前一段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建立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必然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切民族被强制卷入资本主义文明之中。不管它们愿不愿意，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影响，将使它们不可能再继续保持以前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野蛮民族”，当然指的是那些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这些国家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要么灭亡，要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者意味着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后者则意味着否定原来落后的生产方式，实现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更迭。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打倒代表和维护旧生产方式的封建统治者，也就是说，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更明白地指出，落后民族推行文明制度就是“变成资产者”。

　　从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两段论述中可以理解：（1）后进国家为“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而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并非完全是内部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强烈影响下“提前”发生的；（2）后进国家为“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那里并不一定就有现存的“资产者”，毋宁说“资产者”是此后“变成”的。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被强制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正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吗？因而在理论上“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不可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进一步论述这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指明了它的历史条件和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论述的科学性，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东方国家在当时和后来所经历的，大致就是上述两种道路。前者可以印度为代表，后者可以日本为代表。

　　就在马克思、恩格斯做出上述论断的20年之后，日本发生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明治维新，其条件与特点都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一样。以下试考察一下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根据和外部条件。

　　17世纪中期在日本确立的德川幕藩体制，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远在元禄时代（1688年—1703年），它的社会经济矛盾已开始暴露。到了德川后期，幕藩体制更陷入封建危机之中。主要表现在：农业耕种面积停滞不前，农村人口减少，歉收、饥馑频仍，从幕府到各藩都陷于财政危机，武士阶级尤其下级武士严重贫困化，幕府旨在解救封建危机的改革屡次失败，等等。这种情况，再加上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捣毁运动的打击，幕藩体制已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

　　伴随封建制度的没落，18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关系。明治维新前夜已比较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在经济发达地区，工场手工业已在一些重要行业中发达起来，但当时它们大多是分散性的，即以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由包买商组织起来的工场作坊。就是这种分散性的工场手工业也由于农奴制的存在，阻碍它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幕末日本占重要地位的棉纺业仍以商业资本的批发型家庭工业为主。日本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远未达到资产阶级革命前夜英国和法国的生产水平，资产阶级刚刚诞生，数量不多，加上幕藩领主长期锁国，并对工商业实行种种限制，使他们既同国外市场缺乏联系，又难发展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济实力十分薄弱。他们（又被称为豪农豪商）往往兼有寄生地主、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几重性质，和封建关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缺乏西欧资产阶级那样鲜明的阶级性，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一方面剥削佃农和家庭小生产者，另一方面也受领主和特权大商人的压迫剥削，对幕藩统治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之中不少人以所谓“草莽志士”的身份参加了维新运动。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幕末日本根本没有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开港前后，日本行庄制家庭工业已有迅速发展，缫丝技术更发达，在工场手工业里特别显著。后来江户棉织业行庄更联合向美国订购纺织机，萨摩藩主岛津茂久也向英国买织机办厂，这是不可忽视的现象。因为即使在英国，直至十七八世纪产业革命前夕，纺织工业还是为商业资本所支配，批发行包买制（putting-out system）的家庭手工业在毛纺织业的近代化发展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停滞，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的激化，说明旧的生产关系已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革命已在徐徐酝酿之中。尽管资本主义还很薄弱，但它毕竟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过程本身的要求。

　　同时，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又受到外部条件的作用：一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长期而持久的影响，二是1853年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所激起的革命形势。

　　如上所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连“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世界各国可以共同享有的“公共的财产”。若从1715年新井白石写成《西洋纪闻》算起，到明治维新前夜，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在日本已流传了一个半世纪，尽管德川幕府闭关锁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像毛毛雨一样浸润了日本的知识界。开港后，更有不少有为青年武士，如井上馨、伊藤博文、福泽谕吉、寺岛宗则、五代友厚、西周、加藤弘之、森有礼等到西方国家学习，有的还写了详细的见闻录。由此使日本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一开始，他们还只感到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精于医术及诸般技艺”（杉田玄白），到明治维新前夕，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已深化到“觉彼之文物制度颇有优于我处，乃隐怀移植之志望”（大隈重信）。这种认识在逻辑上的必然发展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日本下级武士阶层中的许多知识分子，正是由此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充当了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长久而持续的作用，是资本主义不发达、资产阶级不成熟的日本有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时，这种情况就表现得更为突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源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而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还没有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国依然能够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正如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由此得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例证，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日本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为革命规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指标，机械地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实现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联系起来，忽视革命思想传播对于后进国家革命运动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是不符合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实践的。

　　1853年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直接入侵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催化剂。众所周知，1853年后，美、俄、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侵入了日本。闭关锁国二百多年的日本，一旦门户洞开就造成了无法收拾的后果。由于生丝、茶叶输出的急剧增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但同时却由于黄金外流，物价飞涨，以及在低关税下棉布等洋货大量输入，本国的纺织业遭到严重打击，从而造成了封建经济的大混乱，包括下级武士在内的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反封建的人动更加高涨。更严重的是，日本由于被强加给以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居留地为主要内容的不平等条约，迅速濒于西方列强半殖民地的境地。开国后仅仅几年工夫，日本就陷入深刻的封建危机与民族危机之中。

　　就当时日本人民的历史任务来说，即使在生产力水平和其他各方面的发展水平都还较低时，是否就不能进行革命呢？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指出，历史发展的顺序可以有颠倒的特殊性，即只要有了革命形势，便可能用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方法夺取政权，然后来发展生产力。列宁讲的虽然是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情形，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用来说明明治维新的特性。

　　1866年—1867年，列宁所说革命形势的三大主要特征一时俱现：幕府不再能独把政柄，向天皇低头要求敕许缔约。它发动征长战争，强藩拒不出兵。这显示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由于发动战争，增加军事赋役，商人囤积粮食，米价暴涨，造成“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人民群众到处发动起义，政治中心京都、大阪为“可好啦”运动所席卷，起义群众不仅袭击封建统治阶级，还袭击外国侵略者，并使幕府政权陷于瘫痪。当时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Sir R.Alecock）在谈到日本的形势时写道，“大变化发生在统治者和人民的基本关系上，整个封建势力被深刻地摇撼，它的政治社会机构在和欧洲短暂的接触冲击下被粉碎。这一切在骚乱、暴力、流血中不断进行。新的社会基础能否建立，不得不是一个大问题。”（《大君之都》）

　　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压力下，日本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全面爆发，而统治者本身已无力解决任何矛盾，于是资产阶级革命登上历史舞台。

　　明治维新史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把一切变革都视为阶级斗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命题，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中，也不曾有过由封建的统治者集团的末辈——下级武士，站在它的先头来进行的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持这种意见者似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其论断的依据。但历史上许多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对幕末下级武士的情况便须进行具体的分析。

　　远自16世纪末丰臣秀吉实行兵农分离政策，日本的下级武士便大都住在城市里。他们参与剥夺农民剩余劳动，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从领主手里领取一定数量的禄米。据估计，武士的平均收入为35石以下，和农民的经济水平不相上下。每当领主财政困难时，首先牺牲他们的利益，大批削减俸禄，甚至只给禄米的一半（半知）。以至于有些下级武士的生活困苦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比者犹不如”。开国后物价暴涨，经济混乱，下级武士又首当其冲，以致根本无法指靠武士的收入养家活口，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德川时代的国学者大江季彦在《经济评论》中说，“俸禄菲薄之士，赖手工制作以给不足。以一人15俵之禄米，养五六口之家，何以为生？如日唯习武，荒于制作，则饿死外别无良策。”福泽谕吉对丰前（今大分县）中津藩下级武士的生活，也做了同样的记述：“家中如有三五儿女或老人，岁入即不足以供给衣食。故家人凡堪力役者，不问男女，或作手工，或事纺绩，唯艰辛以为生计。虽谓‘兼业’，实则以兼业为本业，反以藩之公务为兼业也。”《甲子夜话》中所说的“米泽的笔，长门的伞，锅岛的竹笠，秋月的印盒，小仓的油布雨衣”等，都是下级武士的副业产品。据大岛昭在《仙台藩下级藩士的手工业者化》一文中所做的研究，在仙台藩“几乎全部下级武士都兼营手工业”。佐久间象山在其上书中也说，从事手工业者“武家之中过半数矣”。可知这种现象是十分普遍的。

　　下级武士改事他业，除上述情况之外，还有经营商业的。据19世纪初《江户保甲长条陈》：商店250家中，出身武士浪人的达48家。也有武士作批发行资本家的。还有一些下级武士为谋生计，宁愿放弃族籍，成为无主的浪人，设塾教书或从事医生、作家等自由职业。如果说，后几种情况尚属少数，还不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那么，下级武士的手工业者化却是幕末社会广泛存在、不容忽视的阶级关系新变化。当下级武士的主要生活来源，由依靠禄米而转变为依靠手工业劳动收入时，意味着阶级地位的转换。下级武士能否得到禄米，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日本的下级武士和欧洲的骑士不同，后者有封地，他们和封建领主制是共命运的。而日本下级武士大部分不掌握土地，只有禄米把他们和领主制联在一起。这是日本封建统治者内部依附关系的特征。它使下级武士和领主制的关系比较脆弱。封建末期，货币经济发达，禄米不敷生活，生活失去保证，主从关系便难以维持。事实上，幕末出现大批下级武士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的现象。他们大部分成了小生产者，少数人成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职业者或无业浪人。

　　由于下级武士生活条件、阶级地位的变化，他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当时一些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如福泽谕吉在描述了中津藩下级武士从事手工业劳动之后评论道：“其状如此，实非纯然之士族，或称职人（手工业者）可也。以忙于生计，子弟之教无暇顾及。下等士族颇乏文学等高尚之教，自贱而有商工之风。”武阳隐士也指责下级武士“养成町人、职人心胸，不知义礼耻辱”。这不正是说明他们的思想意识已与商人和手工业者如出一辙了吗？他们中的很多人终至“恨主如仇”，认识到幕藩体制无可迷恋，寄希望于新的出路。如果说英国的新贵族是因为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而能够和资产阶级联盟，那么日本的下级武士却是由于采取了新的谋生手段而能够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地位在革命之前已经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

　　下级武士能够参加乃至领导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还因为他们有一支在当时的日本来说最进步的知识分子队伍。与轻视文化的欧洲骑士不同，日本武士（士）从来就是一个垄断文化的阶层。在下级武士中，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儒学者、国学者、兰学者和洋学者。尤其是兰学者和洋学者，通晓西方语文，掌握了输入日本的西方各种知识。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设塾授徒（如绪方洪庵开办“适适斋”，学生多至3000人。又如师事兰学家佐久间象山的吉田松阴开设“松下村塾”，以新知识教授学生），在幕末的日本培养出一大批向往资本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明治维新中，这批下级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有的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财政家、军事家、外交家，有的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有的成为工业家、企业家，像伊藤博文自许的那样，作了明治国家的“庙堂栋梁材”。

　　西欧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前，大都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样的思想准备阶段。在资本主义因素十分微弱、市民阶级没有形成的东方国家，则没有出现过鲜明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运动。在这些国家中，先进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形成，一般表现为由进步知识分子接受国外传来的革命思想，初步完成向先进阶级世界观的转变，从而和本国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并指导革命运动不断前进。日本的下级武士正是幕末日本社会中唯一能提供这种进步知识分子的阶层。

　　当然，也不能把下级武士中的进步知识分子理想化，过高估计他们的思想和政治水平。如前所述，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开始只不过是朦胧地向往资本主义，在开国的冲击下，为寻找自己和日本民族的出路起而斗争，后来才在斗争中不断地提高了自己的觉悟。如，有些人起初是带着国学派的“经世致用”“公武一和”，儒家水户学的“大义名分”“华夷之辨”等思想参加幕政改革和尊王攘夷运动的。在运动的实践中，特别是经历了“安政大狱”（1859年）、“八·一八政变”（1863年）、列强炮击下关和讨伐长州（1864年）等教训后，认识到尊王攘夷政策的错误，毅然采取了讨幕开国的主张。这是讨幕派站到资产阶级立场来的最鲜明的表现。讨幕派是尊攘派武士转变策略后和豪农豪商结成的革命同盟。此后，在讨幕派的领导下，通过一年半的戊辰战争，推翻了德川封建领主政权，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明治政权。所以，即使是进步的下级武士，也并非早已涤除了封建意识，换上资产阶级的崭新思想，然后再把事前拟定的资本主义纲领一一付诸实施。这样的估计，或试图这样要求他们，都不能说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一直到1868年3月14日《五条誓文》发表，我们仍然读不到一份像样的称得起是资产阶级政纲的文件。但《五条誓文》毕竟出现了不同于德川政权的封建政策，传达了资产阶级的信息。如“万机决于公论”“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迄庶民各遂其志”“求知识于世界”，等等。下级武士出身的维新领导人，能够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把革命引向深化。在通过国内战争夺取政权之后，立即把移植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提上了议事日程。最突出的事例是1871年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当时国内形势不稳，暗杀政府要员及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率领庞大使团，遍访欧美12国，历时1年零10个月，实在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岩仓使团的任务虽然是三个，但它的重点却放到调查和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的文物制度这一点上。使节团到达美国后，由伊藤博文起草、交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共同研究确定的使节团工作要点，充分表现了维新领导人在废除封建领主制后，把日本迅速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迫切愿望。该文件称，“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由之，移此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这段文字明确地否定了东方各国当时的封建制度，而把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视为“超绝东洋”的理想制度，准备尽快在日本建立起来。这种认识，这种决心都不是敌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封建统治者所能达到的。如果不具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作为是不可想象的。诚然，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类人物，出身于武士阶级，势必具有不少封建意识，但主要的应看他们头脑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什么政治观点。如果资产阶级思想不居支配地位，难道能够把日本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吗？

　　另外，日本的下级武士能够领导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还因为他们具有政治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日本的资产阶级不像英法资产阶级那样，有过参加国会或三级会议的政治斗争经历和相应的组织能力。而下级武士早在西南各藩的改革中已崭露头角，他们在尊王攘夷斗争阶段增长了才干和见识，逐渐摒弃了依靠少数人进行阴谋活动的斗争方式，开始组织藩际的活动。他们拥有一大批有勇气、有谋略、有能力的活动家和组织者。日本不成熟的资产阶级正是找到了这些向往资本主义的下级武士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而自身则宁居幕后提供资金。事实证明，下级武士不但能在国内战争阶段组织胜利的军事进击，还能在战后逐步清除领主势力，全面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发展资本主义。

　　以上我们根据史实证明，一部分下级武士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参加并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观点是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呢？当然不是。明治维新的革命主力无疑是戊辰战争前后各地风起云涌参加起义暴动的广大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称为草莽浪士的豪农豪商以及被新政府解散乃至的长州奇兵队、长野的赤报队等人民武装。但维新领导者则无疑是西南强藩下级武士为首的倒幕派。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早就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到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有如下三层应予特别注意的意思：（一）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强烈而尖锐的瓦解过程，使得其中的一部分人有可能游离出来归附革命阶级。（二）在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决战时，封建贵族中曾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三）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决战时，那些对历史的发展趋势已有所认识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比较容易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上述（一）和（二）可以直接回答，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能否转到革命方面来，以及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这种转变，（三）则可以启示我们，统治阶级中对历史发展趋势有所了解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发生这种转变。我们认为，领导维新讨幕的下级武士，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这种转变可能的知识分子。

　　由于下级武士阶级地位发生变化，并且其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具有政治斗争经验，所以能够充当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在资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又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下级武士之充任领导，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正是明治维新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特点。

　　在确定某一革命的性质时，应以什么为主要根据呢？我们以为，首要的依据应是它所完成的是什么性质的任务，而不是看它由什么阶级领导。即使无产阶级领导，但完成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任务，也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即使下级武士领导，但完成的确乎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任务，也不应看作是封建性质的改革。考察维新过程中“革命和改革”的阶级实质，有助于认识这次革命的性质。

　　维新运动大致可分为夺权和改革两个阶段。自1868年1月27日的“鸟羽伏见之战”起到1869年5月18日粉碎“虾夷共和国”止，在讨幕派领导下，进行了一年半的国内战争，夺取了中央政权。新政府在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之后，便着手于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1）“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1869年7月，新政府使用谋略，使各藩“奉还版籍”，交出土地和人民。1871年7月，以武力为后盾，宣布“废藩置县”。不仅一举夺得地方政权，消灭了封建割据，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且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制，成为维新运动中一次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2）改革封建身份制度。从1869年7月废“大名”“公卿”旧称起，到1873年发布《征兵令》止，通过一系列法令，剥夺了武士阶级的特权，“非人”“秽多”等贱民，也获得平民称号，虽然是有保留的，但基本上废除了封建身份等级制，形式上实现了“四民平等”。

　　（3）废止封建俸禄。武士阶级的俸禄支付在几经改革之后，于1876年8月最后改为公债，一次处理完毕。迫使武士阶级部分地蜕变为新的剥削阶级分子（资本家、寄生地主、剪息票者等），大部分则沦为被剥削阶级。武士作为封建统治阶级被最后消灭，正是维新后历次士族叛乱的历史根源。

　　（4）改革土地制度。1873年正式着手进行地税改革。通过改革，在法律上废除了领主土地所有制，承认了新地主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同时，改封建贡赋为货币地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农民可自由耕种和脱离土地，因而大体上确立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土地所有制。但地税征率之高，不下于封建时代租赋，牺牲农民，却成为明治政府初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

　　（5）改革教育。为培养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新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建立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教育。不惜以超过太政大臣月薪的高工资，聘请外籍专家。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积极吸收西方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及科技、艺术等知识。

　　（6）殖产兴业。在清算封建制度的同时，积极地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政府通过官营示范或提供贷款，引导私人兴办工业。政府还把大批国营企业廉价处理给资本家，免征工商业税，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温室般地助长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7）修改不平等条约。在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坚持进行修改条约交涉。使英法于1876年撤出横滨驻军，自1894年起，逐步取消了外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恢复了关税自主权等，由此实现了民族独立。

　　（8）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在人民斗争的推动和压力下，1889年颁布了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虽然人民还享受不到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但毕竟确立了有着君主立宪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使统治者在施政时，不得不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比之于“朕即国家”的绝对专制，应该算是一个进步。

　　总之，通过明治维新的革命和改革，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使日本由封建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由此可见，明治维新显然不是一种封建性的改良运动，但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论者，不少人仍坚持明治革命是不彻底的或未完成的。原因是维新后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因素。

　　我们认为，明治维新虽然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改良的色彩终不可尽免。正如列宁所说，改良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改良正是造成封建因素保留较多，使资本主义带有一定程度的军事性和野蛮性的原因，这种情况也并非明治维新所独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反，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封建制度，夺取政权，就是革命的结束。按照资产阶级的本性，绝不可能有“纯粹”的消灭一切旧制度的革命。历史上几次主要的资产阶级革命，除法国革命较为彻底以外，都只能部分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如在英国革命中，1642年2月取消了骑士领地制，废除了贵族对国王的一切封建义务，使贵族领主对于自己的土地取得了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但地主压迫农民的封建制度却原封未动。无论是长老派、独立派，甚至平等派，谁也不主张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成为地主贵族的牺牲品。最后，英国革命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妥协告终。所以有人认为，在这种意义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未完成的。再就美国独立战争而言，通过战争取得了美国的独立，同时也扫除了北美殖民地的封建因素（如长子继承制、代役税等），但奴隶制度却在南方发展起来。虽然奴隶制种植经济也有为资本主义工业服务的一面，但作为一种落后制度，它起着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作用。独立战争80多年以后，美国不得不进行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南北战争。按照马克思的话说，这是两种社会制度——奴隶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斗争。南北战争消灭了奴隶制度，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解决了土地问题，从而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就是比较彻底的法国革命，也并未能一举扫除全部封建势力。因此，列宁精辟地指出：“一切先进国家在一百二十五年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进行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留下了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并没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他更深刻地揭示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这充分说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彻底地完成革命的全部任务；或多或少地保留旧制度的残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因之，列宁在谈到怎样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时，还进一步指出，“一般说来，这个词可以有两种理解。如果把它用在广义上，那就是指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的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也就是能够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基础本身的消灭，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周期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例如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1871年才算完成（它是在1789年开始的）。如果把这个词用在狭义上，那就是指单个的革命，指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次革命，或者说几个‘浪潮’中的一个‘浪潮’，它冲击旧制度，但不能把它冲垮，不能消除产生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1848年的革命，是在1850年或是在50年代‘完成的’，但60年代革命高涨的基础丝毫没有因此而消失。法国1789年的革命，可以说是1794年‘完成的’，但1830年、1848年革命的基础丝毫没有因此而消失”。列宁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应从两种意义上去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广义的“完成”是指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任务的完成，也就是说，今后再也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了，只要有革命发生，必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按照列宁这一思想，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整个周期的完成，无疑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改革完成之时。从此之后，日本不可能再产生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了。狭义的“完成”，是指整个周期中单个革命事件的结束，它不能把旧制度完全冲垮，因之革命后还会产生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对旧制度第一次冲击的完成应在1889年帝国宪法公布和1890年帝国议会召开之时，它标志着明治维新这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

　　根据列宁上述论断，我们认为在明治维新研究中似应考虑如下两点：（1）明治维新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不可能把旧制度全部冲垮，只要它完成了诸如夺取政权、废除领主制、形成近代民族国家、保护并发展资本主义、挽救了民族危机这样一些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就有资格称作资产阶级革命。（2）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完成，既然从广义上说，“是指能够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基础本身的消灭”，那么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只能是整个革命的一个段落。所以，像苏联史学家那样，单单挑出明治维新说它是“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反会导致概念的混乱。至于从狭义上说，明治维新作为一次对旧制度的革命冲击，就更谈不上是什么“未完成”的了。

　　主张明治维新是封建改良，乃至主张它是一次“不彻底”的或“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论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理由，即维新后日本保留了地主制和天皇制。这里，我们就分析一下明治维新后的地主制和国家形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关于地主制。幕末日本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度就是领主制。地主制不仅不是与领主制与生俱来的旧事物，反而是作为瓦解领主制的因素而出现的新事物。地主要求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得到确认，要求独占农民的剩余劳动，反对领主加给他们的年贡负担，因而反对幕藩体制，反对封建领主制度。如前所述，地主往往又是商人和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他们和下级武士联盟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在革命胜利后实行自我剥削，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即使地主不是革命阵营中的重要力量，那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是不会消灭地主制的。这是因为，新地主的土地所有和领主的土地领有不同，即它不是凭借封建权力的领有。在法国革命中，1792年6月10—11日通过的《分配公有土地法令》曾明文规定，不是依靠封建权力的和平占有的土地不在分配之列。否定不是凭借封建权力的地主所有，必然会导致否定一般土地私有权；而主张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是不会这么做的。

　　总之，消灭地主制的土地政策，在消灭领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无论如何也提不出来的。尤其在后进国，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极端缺乏，资产阶级政权更须凭借地主土地所有制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因而，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主义革命，或在资产阶级领导下，旨在反对封建残余的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和改革，才有可能消灭地主制。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领军在日本实行的农地改革，就属于后者这一类型。

　　如上所述，美国在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独立战争进行中，扫除了北美社会中的封建因素，但在战后，奴隶制却大泛滥。作为一种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制度，奴隶制和封建制所起的作用并没有很大差别。但是谁也不会根据奴隶制在革命后发展的事实，去否定独立战争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因而，明治维新后地主制发展的事实，也不足以成为否定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依据。

　　关于国家的政权形态。根据欧洲历史的经验，资产阶级革命后，一般确立起立体。于是，有的学者便以此为标准，用以反证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他们根据维新政权具有天皇专制的特点，指出它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即“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政权。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法国，为了消灭地方割据，巩固中央集权，也“不得不继续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即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增加它的机构、它的独立性和它控制现实社会的超自然威势……”。因而，具有专制的外形，不一定就有“绝对主义”的实质，不能把政体和国体混为一谈。历史上很多同一国体的国家，并未采取同样的政体。认定只有立体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似乎缺乏根据。

　　不可否认，明治维新后建立起来的明治政权，在外貌上近似英、法革命前的绝对主义王权，但它毕竟不具有封建领主政权的阶级实质。英、法的绝对主义君主是整个封建领主阶级的总代表，在资产阶级革命到来时，所有的封建领主都是集合在国王的旗帜下与革命对垒的。而明治政权却是在打倒封建领主政权——德川幕府之后才得以建立的。所以不应把一个本质上是领主阶级的政权和一个反对领主阶级的政权强塞到一个概念中去。那么，明治政权是不是和普鲁士的绝对主义王权相同呢？二者不是都具有自上而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机能吗？我们认为，两国的情况也是根本不同的。如前所述，明治政权是通过国内战争打倒领主政权之后建立的，它是政权从一个阶级（领主阶级）之手转入另一个阶级（下级武士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之手的结果。而普鲁士的绝对主义王权却是一个未经革命改造的封建政权，它只不过是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修改自己的面貌而已。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另外，当我们在观察东方社会的现象时，不可忘记它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发展特点和历史文化传统，不应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东方。如议会和民主，在西方是有传统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就有共和制度，封建社会中也有诸如英国国会和法国三级会议之类。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比较易于确立。而长期处于君主专制下的东方，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也不能不借用“尊王斥霸”“王政复古”“大政奉还”等“托古改制”的旧形式。革命后，也不可能马上采用一个人们不熟悉的政体。这里有一个模仿、移植和习惯的过程。何况当时日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完成除旧布新的任务。所以我们认为，以是否建立立体为标准来判定是否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至少是不准确的。

　　也有一些学者，看到明治维新后掌权的并非资产阶级而是下级武士，看到初期议会中的代表不少是贵族，便认定它是一个封建藩阀专制的政府，因而明治维新没有实现政权的转移，也就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用直接掌权者是否全属资产阶级来判定政权性质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并非日本如此，在大部分国家中，资产阶级在革命后都不能全部独自掌权。恩格斯根据对英、法政治史的研究，曾对此作过明确的论述，他说，“看来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至少是不能长期地——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自掌握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了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也只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完全掌握了政权”。“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富裕的中等阶级对此表示了温顺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把这种资产阶级在革命后不能独自掌权的现象看作“似乎是历史的规律”。既然英法资产阶级都不能独自掌握政权，日本的资产阶级何以能跳出这种“历史的规律”呢？问题不在于由谁来掌权，而在于掌权者在按照哪个阶级的意志行事。比如说，下级武士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旗帜下，把国库的金钱冠冕堂皇地交给新兴资本家、资产阶级化的武士、豪农及技术官僚们去发展资本主义，岂不比资本家本身直接掌权更有利于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吗？

　　综上所述，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把封建因素完全打扫干净，因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极其罕见的。明治维新由于幕末革命形势而出现，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封建领主制度，实现了政权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之间的转移，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而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征和社会经济内容，所以即使保留了较多的封建因素，也不足以否定它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同时，正是由于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都不彻底的历史事实，我们认为，明治维新完全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为了说明它的特点以区别于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称它为“后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更妥切一些，因为明治维新之有异于西方先进国家的革命，几乎全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进性所造成的。

　　（作者吴廷璆、武安隆，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文刊于《日本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